来源：@经济观察报微博
记者 郑晨烨 2025年3月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深圳瑞德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瑞德林”）的总部采访了该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刘建。
刘建最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最近一个月内，他的足迹已从日本东京湾，到非洲桑坦尼亚、肯尼亚，再回到深圳。3月7日的采访结束后，当天下午他又要踏上前往美国的航班。
瑞德林在行业融资节奏趋缓的背景下，在今年2月底完成了一笔超5亿元的C轮融资，刷新了国内合成生物领域近年的融资额纪录，但依然鲜有人了解这家公司。
根据其官网信息，瑞德林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以合成生物技术为核心，以多学科交叉应用技术平台为依托，研发、生产功能性健康原料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打造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生物智造平台”，促进合成生物学、化学、信息技术、工程学等尖端技术领域的融合创新。
在采访中，刘建将合成生物视为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通过细胞或酶催化直接生产物质，终结化石能源依赖。他同时认为，合成生物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生物制造，而不是单纯炒作概念、吸引资本关注。
谈到瑞德林的未来，刘建坦承“压力很大”。在他看来，合成生物行业有着残酷的竞争本质——技术门槛高、资金需求大、全球化布局难。而瑞德林的新一轮融资，只是这场接力竞赛中的又一次发令枪响。
以下是对话内容：
关于创业：传统技术的“瓶颈”
经济观察报：请分享一下你的职业发展经历，以及瑞德林的成立过程。
刘建：我最早在2003年进入行业，从事研发工作。2010年以后，我开始从事研发管理，随后涉足投融资、并购和BD（业务发展）等战略领域。2017年8月份创立了瑞德林。
瑞德林成立之初，我的方向从化学多肽转向合成生物学。这个转型的契机，主要源于我与我们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黄华博士的合作。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开展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赵惠民教授），专注酶改造及定向进化、多酶连续催化研究15年。而赵惠民教授是阿诺德（Frances Arnold）的学生，阿诺德是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专注于定向进化技术。2016年底，黄华回国，而我在2017年离职创业，并与另外几位联合创始人共同创立了瑞德林。
我们的创始团队背景比较多元化，联合创始人包括来自华为、迈瑞等知名企业的行业专家。后来，我们又吸纳了超过100位合伙人，共同投入了5000多万元。2019年，我们完成了天使轮融资，随后在2020年完成A轮，2021年完成A+轮，2022年完成B轮和B+轮融资。今年年初，我们完成了C轮融资。至今，我们不包括自有资金在内，共募集了约11亿元。
最新一轮融资由深圳未来产业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子基金共同投资，常德合成生物基金，以及部分原股东继续跟投，共计超过5亿元。
经济观察报：合成生物赛道竞争激烈，你最初是如何关注到这个领域，并决定切入市场的呢？
刘建：我最初是做研发的，主要以化学技术生产多肽。然而，这一技术存在明显瓶颈——只能支持小规模生产，适用于注射剂，但无法满足口服药物的需求，主要问题在于供应不足和成本过高。
传统固相化学技术（一类在固体状态下进行化学反应的技术）的研发周期较短，但难以规模化生产，成本也居高不下。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开发口服版的多肽药物或相关健康产品。然而，传统化学方法很难突破这些限制，投入大、周期长、成本高、规模受限。因此，我开始探索新技术的可能性。
我本科学的是化学，但身边的同学很多后来转向生物技术。我与他们保持联系，尤其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黄华，他早期研究酶，后来专攻合成生物学。2012年，他调研后告诉我，合成生物技术可能可以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但当时全球范围内尚无成熟的案例。
因此，从2012年开始，我就不断邀请他回国，直到2016年他最终决定回国发展。既然人都回来了，我也决定辞职创业。事实上，我在前东家时，就多次提议过引入生物技术，但当时医药行业赚钱比较容易，公司并没有太大动力去变革。因此，我最终决定自己创业。
经济观察报：瑞德林的融资进展一直比较顺利，但当前生物医药赛道的整体融资环境并不乐观。你认为瑞德林为何能在资本市场获得较多关注？核心优势是什么？
刘建：这与深圳的企业风格以及我个人的职业背景有关。我的职业经历涵盖了研发、制造、投前投中投后管理、战略运营、BD以及销售等多个环节，对整个产业链和市场的理解较为全面。
深圳的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普遍较为务实，市场导向明显。例如，一些企业往往在销售额达到10亿元以上时才开始为市场所熟知。瑞德林也是如此，早期我们并没有主动对外宣传，甚至连深圳南山区的政府领导都不了解我们。
我们的融资顺利，核心原因在于企业经营的口碑。在前东家任职时，我在多肽行业积累了良好的信誉与口碑，进入合成生物领域后，也延续了这一点。此外，我们与投资机构的关系也较为特殊——公司从未使用FA（财务顾问）做融资，都是由我本人或核心团队直接对接投资方。我们也没有进行过公开路演，疫情期间甚至没有离开深圳进行融资洽谈，我们也不接受线上交流，投资我们公司的机构必须亲自来深圳面谈。
我们希望找到真正合适的投资人，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只挑对的”，100家机构中，只要有一家合适的就足够了。
关于合成生物：已经“锚定”的大趋势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理解中，合成生物学到底是什么？
刘建：其实，合成生物为什么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甚至在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所撰写的书中也被重点提及？那本书主要讨论人工智能（AI），但也特别强调了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其中合成生物学被认为是未来的关键生产技术。
很多曾经做互联网的企业家，在寻求“第二增长曲线”时，最终都会进入生命科学和合成生物领域。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发展史拉成一条时间轴，并把获取能量的方式进行切割，就会发现，人类的能量来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工业革命前：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完全依赖自然，尤其是地上资源，例如狩猎、采集、农耕等。
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开始利用地下资源，如石油、煤炭等，并通过化学和物理加工方式转化为能源和材料。这一阶段还涉及化肥的使用，加速了植物的生长，并进一步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后（当前阶段）：人类开始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碳排放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地球早期的地壳运动，将大量碳元素埋藏到地下，形成了石油和煤炭。但当我们开采并燃烧这些资源时，大量二氧化碳被重新释放到空气中，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因此，全球开始寻找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而合成生物正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工业革命的路径，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最终会遇到极限。环境恶化，碳排放增加，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这些都是工业革命后遗症的直接表现。
除此之外，人类在探索太空移民时，也会面临“补给”问题。如果未来人类想要移民到其他星球，仅依赖传统的物流补给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自我循环的生物制造系统，而合成生物学正是这种技术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也是欧美国家推动合成生物的核心原因之一？
刘建：是的。欧美国家推动合成生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摆脱对中国和印度在传统化工产业链上的依赖。
如今，全球约60%的石油化工产业链掌握在中国和印度手中，其中40%在中国，20%在印度。疫情期间，欧美国家深刻体会到供应链短缺的痛苦，他们发现，即使掌握了先进技术，但如果缺乏基础工业支持，很多高端产业仍无法运作。比如，稀土资源掌握在中国，美国即便拥有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但如果没有稀土材料，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这也是近年来欧美国家高调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合成生物的出现，可以被视为人类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过去，我们依赖自然界提供原材料，如植物、动物；后来，我们利用石油、煤炭等资源，将其提炼加工成各种产品；而在合成生物时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细胞，通过代谢工程、基因编辑等手段，模拟植物和动物的合成路径，生产我们需要的物质。
经济观察报：从技术角度来看，合成生物和传统的生物制造有哪些本质区别？
刘建：传统生物制造依赖于自然界的生物转化过程，比如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而动物则通过摄取植物获取能量。合成生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依赖完整的生物体，而是直接利用细胞或酶的催化作用，将二氧化碳或其他简单的碳源转化为目标产物。
例如，现在有企业在研究如何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这本质上就是人工光合作用的延伸。还有一些企业在探索如何通过细胞培养生产蛋白质，而不再依赖传统畜牧业。
换句话说，合成生物学的核心逻辑，是利用人工手段模拟自然界的生物化学过程，提高效率，并突破生物制造的天然限制。比如，在传统植物中，某种特定化合物的含量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但如果我们通过合成生物手段优化相关酶的催化效率，可以将产量提升数百倍甚至上千倍，这就是合成生物技术的巨大潜力。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人类可以直接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在极端环境下生存？
刘建：理论上是可行的。例如，在太空舱中，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生物循环系统，人类可以通过合成生物手段，将呼出的二氧化碳转化为食物，比如淀粉、蛋白质等。而水资源也可以通过循环利用，实现自给自足。
这与当前的能源利用模式完全不同。过去，我们依赖碳循环，获取地球上已有的能源。但在未来，人类可能会直接通过人工手段，高效地控制这一过程，使能源和物质的利用更加可持续。
但如今，科学界的炒作非常严重，很多概念并未经过充分验证，就已经被包装成“革命性技术”，进行市场推广。这种现象在合成生物领域也很常见，很多研究距离产业化应用还非常遥远。
真正的突破，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科研基础和产业落地能力之上。合成生物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生物制造，而不是单纯炒作概念、吸引资本关注。因此，在这个行业中，务实的企业才能脱颖而出，而那些过度依赖宣传的企业，最终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
另外，合成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虽然大方向已经开始显现，但要成为主流，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过，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就像当年化工巨头如杜邦、巴斯夫和帝斯曼等，他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创立了企业，现在已经是全球巨头。
因此，合成生物行业的未来，就像当年的化工行业一样，是一个已经“锚定”的大趋势。
关于挑战：迅速扩大营收规模
经济观察报：目前瑞德林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如何？你最重点关注的市场是哪一块？
刘建：目前，日韩市场是我们增长最快的区域，其次是东南亚和美国市场。在这些市场中，我们的产品得到了较好的接受和推广。接下来的重点市场是南美、中东和中亚及俄罗斯地区。今年，我们特别重视的是非洲和欧洲市场的开拓。
我们的营收趋势有两个特点。第一，随着准入门槛的提高和产出周期的延长，我们的营收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虽然起步阶段较慢，但一旦实现突破，增长潜力非常大。第二，我们的市场重心从国内逐渐向海外转移，早期中国市场的占比很大，但随着国际化的推进，海外市场的占比逐年上升。今年，海外市场的占比已经超过了40%，并且这一比例还会继续增长，未来全球市场将成为我们的主要战场。
经济观察报：非洲市场的消费能力可能相对较弱，你怎么看待这个市场的潜力？
刘建：非洲市场特点明显。比如，虽然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但也有一小部分富人群体，这部分富人拥有较强的购买力。市场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巨大。举个例子，在欧美国家，超市里的商品几乎都一样，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在同一超市消费。而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市场则更加分化，富人和穷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消费场景。
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些市场中，最重要的是满足当地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另外，对于经济较为薄弱的地区，政府采购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市场推动力。因此，只要我们能够调整产品策略，符合当地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也能取得很好的市场份额。
经济观察报：怎么看待在不同海外市场的业务布局和侧重点？
刘建：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有其独特性。例如，在非洲市场，我们可能不做护肤品，主要做其他类型的产品；而在东南亚市场，护肤品无疑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因为东南亚以及日韩市场的护肤品需求非常强劲。
在美国和日本，营养健康品则是我们的重点，因为这两个市场对营养品的需求很大。因此，不同的市场需要根据当地的消费习惯、需求特征以及产业发展阶段来制定个性化的产品策略。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过，明年瑞德林可能会登陆资本市场。在合成生物和多肽领域，你觉得有合适的市场参照物吗？
刘建：我们是技术驱动型的企业，不能仅仅通过单一产品去与其他公司对标。要真正理解这个产业的未来，关键是要聚焦于解决产业发展的痛点。在我们看来，优秀的企业应当引领一个行业，而不仅仅是某个产品的领跑者。我们在做的事是通过技术解决全球生产物质的痛点，包括抗衰老、生物活性原料等领域。我们的产品定位就是绿色活性原料，而这背后的技术就是合成生物技术。
如果合成生物技术在未来80年内成为人类生产物质的主流方式，瑞德林将专注于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新道路，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合成生物的技术突破脱离了传统的地区、能源分布和大国博弈的限制，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因此，我们有信心将这种技术推广到全球，使得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推动更加平等的全球化发展。
经济观察报：瑞德林最近这几年的营收情况如何？
刘建：最近三四年，我们的营收增长基本每年翻番。今年的目标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25年的营收目标是达到3亿元。我们的最低目标是到上市前能达到10亿元的规模，甚至超过10亿元。
经济观察报：未来最关注的风险点是什么？
刘建：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确保企业生存下来。梦想再伟大，如果企业无法存活下来，所有的规划和愿景都无从谈起。这个行业需要大量的投入，无论是研发还是生产能力的建设，资金压力都非常大。作为一个B2B的制造型企业，最关键的是规模效应。如果没有足够的规模，全球化布局和产业链的深度拓展将非常困难。所以，对公司来说，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迅速扩大营收规模，借助资本市场的支持，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撑企业的长期发展。
关于AI：研发效率“指数级”提升
经济观察报：瑞德林为什么不做C端的产品？
刘建：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对比华为和比亚迪的模式。华为从电信设备起家，后来扩展到组件、整机等多个领域；比亚迪则从电池材料起步，逐渐扩展到电池组件、控制系统、最终到整车。我们并不是不想做C端，而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我们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目前还偏向B端思维。如果要做C端产品，就像比亚迪和华为一样，需要设立独立的团队去做，这并不是当前阶段能轻易完成的。我们首先要确保B端市场做大做强，积累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之后再去考虑拓展到C端市场。
经济观察报：在技术研发方面，合成生物的瓶颈有哪些？目前还需要突破的技术难题是什么？
刘建：合成生物的研发瓶颈在于其涉及的技术非常复杂。一个典型的问题是研发周期过长，成本也非常高。比如开发一个酶或一套工艺，可能需要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资金投入，周期也长达好几年。
这样的研发模式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很难确保最终产品能够成功上市并盈利。所以，在目前的阶段，虽然生产不算困难，但研发的高成本和长周期是巨大的挑战。
所以这个行业的风险相对较高，行业中的绝大多数公司可能最终都会成为“炮灰”，能成功的企业屈指可数。
很多科学家和教授进入创业领域时，可能并没有考虑到技术是否能真正变现，能否盈利。而且，有些企业根本不具备全链条的研发能力，仅仅依靠一个单一的技术就进入市场，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
经济观察报：瑞德林有将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在研发领域吗？
刘建：我们最近申请了近40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我们不仅仅是在使用现有的技术，还在开发自己的算法，这些创新和技术积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甚至在一些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我们也发表了几篇高水平的论文。
我们的人工智能团队在国内外都有布局。英国有一个团队，国内有两个团队，这个规模在同行业中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们还把数字化团队和流程变革团队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强的协同效应。
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提高了研发进度，降低了成本，效率上有了指数级的提升。这不仅体现在时间上，还体现在研发的成果数量上。相对于同行业内的一些公司，我们的研发成果要多得多。比如，我们有几十个产品，而其他公司可能一年只能推出一到两个。
人工智能不仅仅应用在合成生物学领域，我们还在新物质筛选、原料筛选以及员工个人能力提升等方面应用人工智能。比如，未来我们每个员工都会有一个专属的AI助手，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帮助我们在各个环节都取得更好的成果。
关于政策：产业配套环境是关键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瑞德林总部会设在深圳南山区？
刘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的总部肯定会设在深圳，而不会选择其他城市。我2002年来到深圳，我是内蒙古人，可能你们对内蒙古人的习性有所了解——愿意走出来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家普遍觉得家乡条件不错。但我走遍了全国各大城市，甚至跑遍了全球许多地方，我依然认为深圳是最适合创业的地方。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地人”，谁来到深圳，谁就是深圳人。这种包容性，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
其次，深圳的营商环境和创业氛围特别好。在我们公司的办公楼里，我见过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甚至有些人学历并不高，但夫妻俩踏实肯干，年纪比我们小，已经在深圳拥有几十套房产。这种环境造就了极好的创业土壤——不管你的背景如何，只要你愿意努力、有想法、够勤劳，就有可能创造财富，实现自己的事业。
深圳的政府对企业的包容度和空间支持也很大。例如，我们在早期创业阶段，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工作人员来干预企业经营。唯一来找我们的，大多是街道办或南山区的领导，问我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过去，由于瑞德林的知名度不高，南山区的领导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因为这里有几百家上市公司，我们并不显眼。但正是这种“不过度干预”的环境，给了企业足够的成长空间。
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我认为创业是基于市场需求，而不是依赖政府政策。如果一家公司整天想着跑政府、要补贴、争取政策支持，而不是专注于市场和产品，这种企业基本上不会长久。
经济观察报：政府方面是否给予了特殊的资金支持？
刘建：实际上，我们不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深圳政府给予企业的最大帮助，是尊重市场规则，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政府支持的方式是打造合适的产业园区，我们得以进入这些园区，从而获得基本的生产空间。至于财政补贴，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拿到的政府资金总额不到200万元，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微乎其微。
在深圳，电子消费品产业链之所以全球领先，正是因为这里有完整的配套和空间支持。比如，在宝安区的工业园区，遍布着各种注塑机、模具制造企业。这种产业生态让深圳在全球注塑和模具设计领域独占鳌头。
同样的道理，如果深圳要发展合成生物产业，关键在于打造完善的产业配套环境，而不是单纯依赖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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