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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三个误判，将为中日韩带来新机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申震群】

2025年5月12日，中美经贸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取消91%的对华加征关税，暂停24%的“对等关税”90天；中方则对等取消91%的反制关税并暂停24%的关税措施。

这一结果标志着特朗普政府“以战逼谈”策略的彻底破产。中方通过精准反制迫使美方让步，既展现了维护多边规则的决心，也揭露了特朗普政府“欺软怕硬”的本质——面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其“关税大棒”最终沦为自伤性工具。

中国对美谈判的阶段性胜利对美国的盟友们恐怕都会产生不小的冲击，尤其是作为美国军事盟友与贸易伙伴的日本和韩国——特朗普这种“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的感受实在太深了。

目前，日本因美国对汽车零部件加征25%关税损失已超百亿美元，韩国半导体出口因供应链混乱面临下行压力。另外，在不久前美方还将韩国列入“敏感国家名单”，美韩关系的裂缝也被进一步放大。尽管一个月以来，日韩都已经分别同美国展开过贸易谈判，但双方分歧依旧突出，短期内难见成果。

与此同时，日韩在区域经贸多边合作中呈现出另一番动向。5月4日，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在意大利召开，联合声明警示“保护主义”抬头将加剧经济分裂，重申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公正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在会议上转变以往模糊态度，明确支持联合声明，并积极与中国及东盟商讨构建“去美元化”支付体系。日本共同社指出，该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方高关税政策的外溢效应，体现出亚洲国家推动自由贸易的共识。

可见，在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破坏全球贸易格局之际，中日韩区域合作正成为应对冲击的锚点。面对美方单边主义的压力，日韩不得不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合作的意义，以分散风险、稳定出口。这既是短期的被动应对，也可能孕育中长期的结构性调整方向。

那么，日韩两国是如何应对特朗普2.0版关税政策的？各自的谈判策略有何异同？这轮冲击是否会反向催化中日韩合作？现实中的中日韩合作又存在哪些结构性制约？本文将以日韩对美谈判为出发点，探讨日韩之“危”与中日韩合作之“机”。

5月4日，东盟与日中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意大利米兰召开 共同社

如何理解石破内阁的对美强硬表态？

日本方面的应对路径包括快速表态、首脑通话及两轮谈判，展现出其在维护自由贸易秩序与本国出口利益方面的鲜明立场与相对强硬的姿态。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对可能采取反制手段“持开放态度”。4月3日，石破茂公开表示美方做法将“对双边关系及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明确表达反对立场。日媒对其与特朗普4月7日的通话形容为“坦率且建设性”，但从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的抱怨看，通话未达预期效果，尤其在汽车与农产品两大贸易核心议题上，日美分歧依旧严重。4月16日与5月2日的两轮谈判虽维持沟通渠道，但无实质进展，尤其是汽车与钢铝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显著。

相较于安倍晋三时期的贸易谈判，目前日本更为强硬的姿态，可以从历史经验、现实筹码与国内政治三方面去理解。

首先，从历史经验看，特朗普1.0任期的美日贸易摩擦已成为日本制定对美策略的重要参照。彼时，特朗普指责美日货物贸易严重失衡，要求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并限制汽车对美出口，最终达成的妥协是日本在农产品上让步，而汽车关税被暂时搁置。具体形式上，特朗普通过拒绝多边谈判要求、开展美日双边贸易谈判，以更有效地对日施压。如今，这一隐患重新爆发，日本深知特朗普的施压逻辑难以改变，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主动谈判、稳住节奏。2024年日本对美汽车出口已超6万亿日元，占对美出口总额近三成，若汽车出口受限，对日本企业的打击将极为沉重。加之农产品与汽车再度被特朗普拿来做文章，日本已在特朗普1.0时期让步一次，几无可退；如若再度让步，关税大棒将沉重砸在汽车这个日本的经济命门上。

其次，从现实筹码来看，日本是具备一定谈判手段的。

其一，日本历来是多边贸易机制的坚定支持者，不仅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积极作为，还主导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相较特朗普1.0时期，如今日本在多边体系中的发言权与规则制定能力更强，获益也更丰厚，有利于以规则应对单边压力。

其二，日本近年来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自2022年底出台“新安保三文件”以来，2025年度国防预算占GDP比例已达1.8%，并计划逐步向2%靠拢。再加上当前谈判双方已经表示暂不将驻日美军经费问题和贸易冲突挂钩，这使得美日同盟关系依旧具备较高稳定性，美国难因经贸矛盾而彻底牺牲日本的地缘战略价值。

其三，尽管在5月4日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迅速否认“抛售美债”是谈判手段，但日本确实掌握世界第一的美债持仓。日本此举，意在通过发表“不增持美债”的宣言，释放美债贬值预期，从而可以在金融层面对美形成潜在制衡。

最后，从国内政治看，石破茂政权本就因派系妥协而起，基础薄弱，自民党在国会的席位劣势明显（执政联盟220席，在野党241席，是典型的朝野倒挂），7月的参议院选举又迫在眉睫，急需外交成果提振支持率。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议员小熊慎司就曾公开要求政府“不要屈服于美国勒索”。石破茂个人不像安倍晋三一般拥有长袖善舞的外交技巧，上任初期访美，得到的接待颇为冷淡，开局便有些外交颓势的意味。

具体到农产品议题，更是牵动着日本政坛的神经。日本“全国协同农业组合联合会”（农协）垄断地位稳固，是自民党长期依赖的重要票仓，坊间甚至流传“农协能影响三成国会席位”的说法。石破政权若在该议题上对美妥协，既可能激怒农协，也将削弱其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根基。

总体而言，日本对美态度坚决有其合理动因，但这些动因在推动其积极谈判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美日间的分歧，致使谈判陷入拉锯状态。可以预见，日本未来最多可能在能源、农业领域有限度让步，如增加美方液化天然气进口、放松美车认证或再度微调农产品关税。但只要美方坚持触碰日本的命门——汽车出口，短期内美日谈判恐仍难破局。日本既不愿放弃核心利益，又需维持“美日黄金时代”叙事，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困境之中。

日本汽车的主要出口地

在此背景下，对华合作正逐渐成为日本对美博弈的策略选项之一。自去年10月李强总理与石破茂会晤以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重启的迹象愈发明显，这显示日本已认识到，在共同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上，中日两国存在现实的利益交集。4月底，中日领导人就美国关税议题互致书信，传递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重启对话、稳定关系的积极信号。作为中日韩三边合作的“长边”，中日关系的进展为三边合作的重构奠定了建设性的基础。

内外交困、群龙无首的韩国缺乏招架特朗普之力

与日本相对强硬自主的应对策略形成鲜明反差，韩国在面对美方关税政策时，其应对表现可用“混乱”二字概括：回应态度暧昧缓和，具体举措顾此失彼，政策协调节奏严重滞后。

4月3日当天，时任代总统之位的韩德洙仅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但短短6天后便明确否定“与中日联手反制关税”的可能性——惟恐得罪美国。具体到谈判进程，韩国更是直到4月24日才派出经济副总理崔相穆和产业部部长安德根赴美举行“2+2”磋商，虽然确认了关税、投资、经济安全、汇率四大议题方向，却未发表联合公报；会后双方公开声明的协议时间表更是相互矛盾，美方声称5月就能达成协议，韩方则表示要拖到7月8日最后期限。

明明素以亲美著称的尹锡悦早已不再执政，为什么韩方的应对仍唯唯诺诺，双方的沟通也如此混乱？

其一，韩美关系中的“小意外”持续发酵。今年3月14日，美国能源部公开将韩国列入“敏感国家名单”，限制韩国科研人员参与能源项目。尽管美方强调此举“无涉外交”，但其象征意义与实际影响已经打击了韩美互信，影响了两国科技与能源合作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早在1月就被列入名单，却直到3月才获正式告知，暴露出双方外交沟通机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外交官》杂志指出，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将此政策作为杠杆，在韩美贸易磋商中迫使韩国做出额外让步，进一步压缩韩国在谈判中的筹码空间。

其二，韩国在谈判中的筹码先天不足。与日本相比，韩国可用于谈判的经济牌面明显较弱：在经贸领域，扩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加强造船合作是韩国为数不多的“筹码”。然而，去年美对韩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特朗普在贸易领域的关注点肯定是占比最高的半导体、汽车和药品，很难说简单扩大能源进口或者“增进造船合作”就能达成特朗普看重的贸易平衡。

此外，韩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话语权远不及日本。即便都是对多边贸易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能够被视为CPTPP的牵头国家、G7核心成员，而韩国尚未称得上主导任何区域经贸机制。

更关键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加剧了韩国对美依赖。朝鲜半岛局势使韩国在安全领域高度仰仗美国，即便增加防卫预算，也无法完全替代美国“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关键效用。这使得韩国在任何议题的对美谈判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当地时间2025年5月12日，韩国京畿道果川，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公告牌上显示了总统候选人注册情况

最后，韩国内政已经到达了最混乱的关键节点。崔相穆在第一次磋商后称“贸易协议将由下届政府主导”，一语道破了政府的无能为力。本届政府的权力更迭堪称戏剧化：谈判工作组建立的当口，5月1日上午，代总统韩德洙辞职参选，职务过渡至崔相穆，随后崔也宣布辞职，总统职务过渡至社会副总理李周浩，财政部副部长金范锡成为对美磋商临时负责人。如此频繁的人事变动导致韩国政府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展望下个月的大选，尽管李在明支持率领先，但韩德洙突然辞职并与国民力量党暗通款曲，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即便最后李在明胜选，在如此混乱局面下厮杀上台的政府，其对美谈判能力与执政稳定性也令人存疑。

韩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与日本相似，即尽可能争取关税豁免，但其对美磋商因政局不稳和外交失调而陷入混乱，可以说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一个可能的理想情境是李在明下个月内胜选上台，这有望推动韩国尽快加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上的对华协调机制，为其在关税谈判中争取更多主动权提供现实可行的选项。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韩对美谈判结果殊途同归，两国均难以突破美方高压，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困境在暴露日韩对美关系之“危”的同时，也为深化中日韩合作、构建维护多边主义“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机遇”。

美国的高估、低估和错估，为中日韩带来新机遇

从3月的中日韩外长会议到5月的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无序乱政”，中日韩三国是有明确的共同立场的。中日韩三国在经济体量上就占到全球的24%，且三者间经济依存十分紧密，文化高度相似，这是中日韩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优势。

不过，谈到中日韩合作，美国的外部因素以及安全分歧是不容忽视的。放眼过去，无论是一度乍现的“亚元区”构想或是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设想，都代表着中日韩区域合作曾经触及的高度。但是，无论是中日韩三国还是外部其他国家都不难看出，美国对于中日韩合作的高度警惕心和不满情绪。这也是为什么在钓鱼岛以及萨德这两起决定中日、中韩关系走向的事件背后都和美国的施压有关。通过政治摩擦造成三国间互信赤字上升、加强日韩作为围堵中国崛起的战略棋子，从中日韩三国贸易谈判长期冻结的现实情况来看，美国的确部分达成了战略目的。

然而，美国高估了自身体制的“优越”；低估了中日韩区域合作的坚韧；并且完全错估了中国突围的决心——这三大误判将为中日韩合作带来鲜有的机遇。

美国高估自身的最好案例就是特朗普的出现。目前，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行径无差别打击全球贸易伙伴，日韩作为其安全盟友也未能幸免，更不用说被“摆上桌”的乌克兰了。美国政府的“草台班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洋相，已经将自身的战略信誉降至零点。

其次，美国低估了中日韩区域合作的坚韧。譬如，2024年，三星的对华出口总额已经高于对美出口总额，证明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出口管制规则已经开始反向推动中日韩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融合。再具体到制造业，中日韩虽然看似存在竞争，但实际上产业链深度融合、互补性极强。除了前文提到的半导体行业，中日韩还在新能源汽车电池、氢能源、跨境电商等领域高度互补，具备协同发展的天然条件。

以汽车行业为例，尽管三国企业在终端市场存在竞争，但在新能源汽车上中游产业链中却形成深度协作。韩国的动力电池巨头企业对华投资设厂规模庞大，还依赖中方提供关键矿物原料。LG集团在南京的累计投资已超过80亿美元，SK on位于江苏盐城的动力电池工厂是其全球最大单体工厂，而三星电池则早在十余年前就布局西安和天津，并于2025年初启动了总价值超11亿元的扩产项目。截至2024年，韩国稀土进口中有50%来自中国，在电动车电机所需的镝、鋱等关键稀土材料上，对华依赖度更是超过80%。

三家韩国电池企业的销售额

日本车企则在继续依赖中国市场的同时，积极寻求借助中国新能源市场的技术密度和快速迭代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步伐，避免被市场淘汰。近年来，丰田与比亚迪、马自达与长安相继成立合资技术公司，共同开发新能源汽车产品，以增强在智能电动汽车赛道上的竞争力。

这种从原材料供应到技术研发的全链条互补，不仅增强了三国产业的协同抗风险能力，更为联合应对美国关税讹诈提供了坚实基础。换句话说，中日韩之间已经具有了美国当年牵头美日韩合作时试图加强的“供应链韧性”，且与经济议题安全化完全无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对中国实力的完全错估。无论美国再怎么围堵中国，再怎么唱衰中国，中国在国内国际上的表现是所有国家有目共睹的。与特朗普的蛮横无理恰恰相反，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无理遏制时，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坚定立场，毫不妥协、坚决反制，体现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决心。而事实也证明，中国完全有底气也有实力反制美国的“关税霸凌”。5月12日，中美谈判成功撤销双边报复性关税，这是中方顶住压力、理性反制的初步胜利，也证明了特朗普胡乱挥舞关税大棒的必然败局。

现实已经证明，日韩对美国“跪舔”越久，在贸易让步上开的口子就越多，本国经济遭受的冲击也就越严重。尤其是当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在那边说“你手里没有牌”的时候，结局必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虽然日韩在安全领域对美结构性依赖的格局未变，且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战略互信赤字依然严重，但这不妨碍日韩认识到一点：美国的单边霸凌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而中日韩合作既不是没有底气也不是没有可能。中日韩地缘相近、商缘相连。日韩应清晰地认识到，与中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美国的不合理举措，才是维护国际贸易稳定、消解特朗普政府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明智之举。

当然，中日韩重新燃起的互信来源于美国政府对盟友以及贸易伙伴的失信——所以这份互信本身还是难以立住脚的。因此，即便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弭三边隔阂、形成对美集体谈判，中日韩也必须尽快超越人文、教育等“基本盘”话题，在议题合作基础上逐步恢复和强化合作制度化水平。

最关键的是，推动三边领导人峰会机制化、常态化。成熟的国际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不易因外部干扰而轻易中断。当前形势下，尽早达成制度化安排，有助于弱化美国对日韩的政策牵引力，也可以缓冲日韩政局波动带来的合作不确定性。通过机制托底、议题牵引、合作铺垫，中日韩才能“化危为机”，逐步跨越信任赤字和战略分歧，为合作注入制度刚性与战略韧性。

总而言之，中日韩三边合作因外部压力与现实需求而得以激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功能性合作或许可以稳步推进，但如果中日韩合作想要走出“浅水区”，那还是需要三国在政治互信上形成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