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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 珊 昌校宇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近期迎来历史性时刻，总规模首次突破33万亿元。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如何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构建“回报增—资金进—市场稳”的良性循环，成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前，基金行业存在的“风格漂移”问题直接影响投资者体验和权益保护，部分产品虽表面遵循基金合同约定，但实际投资方向与产品名称、投资者理解之间存在较大偏离，这一现象在A股市场波动加剧的环境下更凸显规范治理的紧迫性。
为促使行业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性地发展，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5月7日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通过25项系统性改革举措，着力推动行业从“重规模”向“重回报”转型。
目前，在政策引领下，市场各方正形成协同效应，一系列积极变化在悄然发生……
投资者遇“盲盒”基金
“基金的实际投资必须与合同约定‘严丝合缝’。”一位有过“踩坑”经历的基民高女士向《证券日报》记者反映了她的投资困扰，“当我们买的基金和宣传的不符时，投资就像开盲盒、碰运气，资产配置计划也会被打乱。”这番诉求道出了不少投资者的共同心声。
针对这一市场痛点，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5月7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求为每只基金产品设定清晰的业绩比较基准，作为衡量产品真实业绩的“尺子”，避免产品投资行为偏离名称和定位，尽量确保投资者所见即所得。同时，围绕锻造长期投资的长板，建立健全监管部门、自律组织、评价机构、公司自身等全方位激励约束机制，督导基金公司全面实施长周期考核，明确三年以上考核权重不低于80%，减少基金经理“追涨杀跌”现象，提高产品长期收益。
对于基金“风格漂移”这一现象，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周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基金名称显示投资方向的，应当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现金基金资产属于投资方向确定的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组合特征或风格等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的约定存在一定偏差，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风格漂移’。”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赵威表示，除了实际投资与合同约定不符，投资风格频繁切换，以及投资方向与大众常规理解的基金名称所代表的投资范围存在明显差异，都应被视为基金“风格漂移”的表现。
不过，上述问题的认定存在一定复杂性。赵威举例说明：“例如，某只冠以‘互联网’之名的基金重仓智能汽车股，基金公司可能以‘车联网’概念来解释其合规性，但从多数投资者认知来看，汽车和互联网分属两个不同行业。这种专业解释与大众普遍理解存在明显差距。”
记者调查发现，基金“名不副实”的情况在市场上并不鲜见。例如，有名称包含“低碳”的基金，在合同内的相关描述中“大开敞口”，界定低碳泛指提倡、从事或受益于绿色消费的公司，且由于转型升级所涉行业仍会外延，今年一季度该产品重仓股横跨白酒、银行、黄金等多个与环保关联度不高的行业。此外，还有某只打着“智能”旗号的基金，在投资目标中提到“重点投资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提供智能化生产、设计与服务的企业”，今年一季度其前十大重仓股中有9只是银行股，1只是保险股。这些产品虽然在合同条款中留有解释空间，但与投资者的正常预期严重不符。
《方案》提出，“强化业绩比较基准的约束作用。制定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监管指引，明确基金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修改、披露、持续评估及纠偏机制，对基金公司选用业绩比较基准的行为实施严格监管，切实发挥其确定产品定位、明晰投资策略、表征投资风格、衡量产品业绩、约束投资行为的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这就像为基金投资铺设了“轨道”，既明确了发展方向，又划定了行为边界，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盲盒基金”的乱象。
基金“风格漂移”成因复杂
基金“风格漂移”现象背后的成因错综复杂，市场各方对此有着不同角度的说法。
华北地区某中型公募机构产品部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市场环境变化和基金经理个人能力是主要诱因。“当市场风格剧烈转换时，面对热门赛道‘扶摇直上’但原有持仓赛道‘跌跌不休’的压力，部分基金经理难免会选择调整投资风向。此外，有些经验尚浅的基金经理容易跟风抱团，导致投资风格飘忽不定；还有些基金经理为吸引客户，在产品命名时刻意蹭热点，但实际投资方向却与名称相去甚远。”
也有基金经理表示：“销售渠道和投资者对业绩的强烈诉求，可能会导致基金经理为了应对短期考核、排名竞争及赎回压力，不得不追逐短期高收益，从而改变原有投资风格。另外，基金中途‘换将’，也可能出现因投资理念不同引发风格变化。”
在赵威看来，此前行业对业绩比较基准的不重视也是造成投资“言行不一”的主因。过去一些名称中有明显主题投资倾向的产品，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指数设定为宽基指数而非行业主题指数，如名称中有“科技”“互联网”等主题词的基金，其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或中证800指数等。由于宽基指数的变动无法准确代表主题行业的真实变动，通过计算基金净值与其业绩比较基准的相关系数就无法准确衡量基金是否偏离约定风格。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无论是基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调整，基金“风格漂移”均不利于行业稳定及高质量发展。
某第三方基金评价机构人士表示，这种行为不仅有违契约精神，更破坏了市场公平。即使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由，也难以自圆其说。加之风格转换的成败短期内无法验证，且在此过程中可能已损害部分持有人权益，最终将动摇投资者对整个行业的信任。
另有业内人士建议，在市场板块快速轮动时，基金公司若需调整投资范围等，应向监管部门上报产品转型申请，或更名、或召开持有人大会修改基金合同，而非直接“风格漂移”。
偏离度指标或推出
事实上，监管部门、基金公司等市场各方，已持续通过制度约束和市场自律为基金投资行为“立规矩”。
在监管层面，2022年4月份，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引导基金管理人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采取有效监管措施限制‘风格漂移’‘高换手率’等博取短线交易收益的行为。”此次《方案》针对基金“风格漂移”“货不对版”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强化业绩比较基准约束力、推行长周期考核等措施。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系列改革将推动基金公司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理念，从短期业绩追逐转向长期价值创造，真正回归本源。未来监管部门可能会推出“风格偏离度”计算公式或指标的设计指引，持仓偏离度、行业相关性系数、风格因子暴露度及跟踪误差等一些关键指标或纳入其中，在确保市场活力的同时，加强对非约定行业配置、市值风格偏离等的量化监控。此外，要彻底根治基金“风格漂移”问题，还需建立科学投资的行业文化，并加强投资者教育。
在市场实践层面，公募机构不断完善内控机制。一位中型公募机构前台岗位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多数基金公司已建立全链条内控管理制度及风控合规体系严控产品‘风格漂移’，股票入库也需逐级履行审批程序。简单来说，若投资标的不符合基金合同约定，风控部门会出具意见，合规部门会监督调整，未经审批的股票无法入库及下单购买。”
在相关细则尚未正式出台的背景下，5月9日以来，部分公募机构已主动调整旗下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设置，彰显机构责任。
赵威表示，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绩比较基准设定精细化，包括对股票、债券、可转债、存款等大类资产指数进一步细化。例如有基金将基准中的全市场综合债券指数调整为1年期以下短久期债券指数，提升基准的代表性与可比性。二是业绩比较基准构成更贴合产品定位。如对可投资港股的基金，在基准中新增香港股票指数等，以匹配产品实际的投资重心。三是更真实地反映基金流动性管理与风险控制策略。部分产品将活期或定期存款利率纳入业绩比较基准，从而增强基准与实际资产配置之间的一致性。
某小型公募机构内部人员向记者分享了公司的具体实践：“公司投研团队近期联合产品、风控等部门，围绕存量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研究论证，优化投研框架，预建‘可适配’的评价体系，确保未来与业绩比较基准细则衔接时无缝过渡。”
具体来看，其一，调研全行业同类型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设置状况，为自身产品优化提供参考依据；其二，系统梳理权益类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深入分析公司旗下产品股票库与业绩比较基准相关成份股之间的偏离度、权重差异等，以及权益产品与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误差等。“目前，公司权益团队正根据《方案》要求，重新审视各产品的长期投资定位，并据此为每只产品调整确定更符合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业绩比较基准。此外，基于对国内主动权益基金的分析，8%的权益产品与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误差可能是一个较有效的控制指标，或作为公司后续优化风控指标的参考。”上述内部人员如是说。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相关负责人建议，基金公司可通过风格因子分析、行业暴露监控、实时偏离预警及定期归因分析等手段，更好地控制基金“风格漂移”风险。
投资者权益受损可依法索赔
对于投资者如何识别和应对基金“风格漂移”问题，多位专业人士从不同维度给出具体建议。
在识别方法上，赵威建议投资者可通过量化指标进行评估：一方面，通过计算一段时间内（如近1年至3年）基金净值与业绩比较基准的波动相关系数进行初步筛选，对于日频数据相关性较低的产品，可再结合持仓情况来辅助判断。另一方面，对于本身没有明确约定投资方向和风格的基金，可通过统计其一段时间内的持仓集中度，观察是否存在持续超配某个行业或风格的现象（例如统计产品连续3年每季度对某个行业或风格股票的持仓是否持续超过50%甚至更高）。
周蕾则提示，投资者应特别关注基金前十大重仓股的行业分布与主题赛道，通过对比产品定位与实际资金流向，判断是否存在“风格漂移”。
当投资者遭遇基金“风格漂移”该如何维权？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投资者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通过仲裁、调解或诉讼等方式追究基金管理人责任。举证需对比合同条款、定期报告持仓及销售材料承诺。
关于责任认定，对于实际投资明显违反基金合同约定和监管规则要求的基金，周蕾认为：“从合同层面，基金管理人可能因违反基金合同的约定而被投资人追赔；从监管层面，基金管理人可能因违反《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基金名称显示投资方向的，应当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现金基金资产属于投资方向确定的内容’，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进行证券投资，不得有‘违反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比例等约定’等情形而受到监管机构的追责。”
周蕾进一步表示：“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在推介基金产品过程中，未恰当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基金托管人存在对于基金产品投资风格监督履职不充分的情形，投资者也可同步要求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基金托管人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责任的认定需考量基金偏离程度。”某头部私募机构合规部负责人认为，如果投资标的超出合同约定范围，则是比较严重的偏离，对于超范围部分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基金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预见，在政策引领和市场自律的双轮驱动下，一个运作更规范、信息披露更透明、真正践行“投资者利益优先”理念的公募基金新时代正在加速成形。这不仅促使33万亿元乃至更多的资金得到有效配置，还将推动“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资管本源回归，为中国资本市场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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