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信号？马斯克表达“后悔”后，美媒发布特朗普采访视频，称他“可以”原谅马斯克

特朗普与马斯克犯了同一个错误

编者按：2025年6月7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共同举办了第七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杂志创刊仪式。在主旨演讲环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会联席会长埃里克·马斯金发来了他提前录制的视频发言，并就美国当前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展开了深刻分析。观察者网获授权整理刊载。

【文/埃里克·马斯金，整理/观察者网】

关于当下的世界形势，您是否认同我们正处于经济混乱状态？

马斯金：确实如此，最近这段时间动荡不安，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一月重新执政，在国际上推行关税政策，或者干脆缺乏政策，以及美国国内埃隆·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一直试图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能砍多少砍多少。

首先，特朗普宣称的目标似乎完全与他实现目标所用手段相矛盾。举例来说，他声称他对中国征收的关税，部分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但是直到昨天（5月12日），对中国商品征收的税率高达145%，在这种税率下，几乎没有商品会被美国人购买。因此我认为这些关税几乎不会带来任何收入。所以，这一目标可以说与实际执行的政策相矛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会联席会长马斯金教授的视频演讲

就国际协议而言，经济学告诉我们，多边条约，多边贸易安排，往往优于双边安排。例如，欧洲联盟创建之初源自于欧洲大陆的贸易安排，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且相当成功，以至于后来欧盟决定，不仅是经济实体，也要成为政治实体。而特朗普的做法是进行双边谈判，只与中国或英国单独谈判，效率更低，范围更窄，不如多边协议，而且稳定性也更差。

在特朗普重新执政之前当然已经存在，许多贸易安排事实上还存在一个专门的机制来调整这些安排，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然而特朗普选择忽视所有这些制度安排，并单方面大幅提高关税。这种做法制造了不确定性，也激怒了贸易伙伴。此类单边行动极具攻击性，即便最终磋商达成某种协议，各国也会担心，在特朗普这种做法下这些协议能持续多久，因为他曾经直接撕毁先前的安排。

所以在我看来，特朗普政策自相矛盾，且对国际关系来说极具破坏性，我很遗憾看到过去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埃隆·马斯克被邀请帮助美国联邦政府进行改革，包括减少开支和关闭机构等，作为研究机制设计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专家，您认为马斯克的问题出在哪里？

马斯金：我认为他并未真正理解许多政府机构所承担的重要公共职能。作为私人企业管理人员，他通常只关注盈利与亏损，而没有意识到政府大量支出的公共利益属性。

举一个例子，这也和我们密切相关，即科研经费支出，特别是基础科研方面，美国政府通常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大约七百亿美元在基础研究上。大部分科研在大学进行，而如今许多资金被冻结，或者被取消。部分原因是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并非必要，或者与国家需求联系不够紧密等等。但这忽视了一点，从深层来看，基础研究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

经济学家知道，大多数经济增长并非来自资本投资，甚至也不是劳动投入，而是来自技术进步。新技术若追溯源头，实际上来自于基础研究。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高科技产业改变了世界，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计算机产业不可能出现，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半导体产业也不会出现，因为它基于量子力学。

所以马斯克及其团队削减基础研究预算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短视的战略。从长远看，基础研究是关键要素，得以使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持续取得重大进展。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必须由政府出资来支持这些研究，为什么不能完全由私人融资？当然确实有些基础研究由私人资助，然而必须记住，基础研究的大部分收益具有外溢性，也就是它能惠及整个社会，有时惠及全球。私营企业在无法独享收益时，往往是不愿意参与投资的，毕竟它们以盈利为目的。基础研究是公共品，因此私营企业永远不可能投入足够多的基础研究经费来实现最优结果。政府有一项重要或者说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确保基础研究得到充分开展。然而因为马斯克及其伙伴推动的削减成本的狂热行动，这一切都被忽视了。

5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为马斯克举办欢送会

您是否认为，可以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马斯克的降低成本政策，看作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激励和角色缺乏了解？

马斯金：的确如此，正如我所说，特朗普的政策前后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有些目标完全可以理解。例如，鼓励在美国发展制造业并增加财政收入，但所采取的手段，特朗普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与目标本身相冲突，事实上常常适得其反。这显示出他对政府角色认识的匮乏。

另一方面，在马斯克的案例中，我认为他的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政府的关键角色，即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中的作用。他把政府当成一家普通企业来看待，但政府并非是一家企业，政府的存在恰恰是为了为整个经济提供必要的服务，为整个国家提供必要的服务，有时甚至为全世界提供必要的服务。这些都是在政府不参与的情况下，原本不会得到提供的公共产品。

作为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专家，您认为中央银行的设计有哪些基本原则，可以使中央银行更好地发挥帮助缓解经济波动的作用？

马斯金：有一条重要原则是中央银行应当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

中央银行当然属于政府机构，但政策选择不应掌握于总统之手。原因在于，总统往往会面临利益冲突，如果他正竞选连任，他就会希望确保当下经济状况对民众较为宽松，对消费者和企业也较为宽松。因此他有动力增加流动性或降低利率，这两者本质上一样，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因流动性增加而产生的通胀，将会在未来造成危害。所以总统及高层决策者总倾向于扩大货币供应而忽视通胀。因此中央银行保持独立至关重要，免受政治动机干扰。

央行官员并非民选，确实不是，他们也不会竞选连任，他们由任命产生，作为专业人士，他们被赋予使命，尤其是运用联邦储备体系。他们的使命是保持物价稳定，也就是抑制通货膨胀，同样地，如果出现通货紧缩也要应对，不过通胀通常更令人担忧。美联储也被要求努力实现充分就业，这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期，中央银行应当承担扩大流动性的职责，以推动经济，重返充分就业。因此中央银行的使命加上其独立性是两大关键要素，以确保央行有效运行。

我还要指出，任期的长短也很重要。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任期是十四年，这确实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意味着他们思考货币政策时可以着眼长远，无需只关注短期因素，他们可以面向未来，因为他们还将执掌央行相当久的时间，这对国家而言同样有益。

您怎样描述地方政府的激励？以您工作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为例，市长和她的同事，在吸引企业方面，与清华大学坐在的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相比有哪些不同？

马斯金：美国与中国，其中一大差异是，在地方政府层面筹集财政收入的方式不同。在美国大多数城市，包括剑桥，主要财政来源是财产税。若你拥有土地或房产，就需按评估价值每年缴纳税款。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纽约市，在财产税的基础上征收所得税，但这种例外极少。关于财产税的说法基本普遍适用。相比之下在中国，地方政府可以对居民征收类似所得税，并向企业征收利润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在激励企业方面拥有更大空间。通过提供优惠税率给本地企业，城市能够吸引这些企业迁入，这对城市有利。因为他们能从企业那里获得最终的税收。企业今天获得减免，但未来就会缴更多税，这也意味着整个城市会因企业的到来而获益，这一直是一项有效手段，既推动企业发展，也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多年来如此。

当然，在美国也可以给本地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但由于因为这些优惠通常必须以财产税形式出现，城市可操作空间更小，例如某公司迁入后几乎不占用办公空间，想象一下软件公司，他们不需要太多办公空间，大多数软件工程师甚至可以在家工作，那么市政府就无法对该公司征收太多财产税，也就难以给这些公司提供税收激励，因为公司本就缴税不多。因此美国的模式相比中国而言，对地方政府的限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