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记者：李海颜
这家“新生”银行新任行长官宣。10月28日，山西金融监管局批复核准李颖耀山西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李颖耀是山西银行第二任行长，曾参与另一家合并银行——山西农商联合银行的筹建工作，此次调任山西银行所面临的压力也不小。虽然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山西银行已实现扭亏为盈，但仍面临着成本收入比过高的困境。随着新任行长就任，这家“年轻”的银行该如何提升盈利能力？
新任行长任职资格获批
山西银行新任行长官宣。10月28日，山西金融监管局发布批复，核准李颖耀山西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李颖耀职务变动早在今年4月就已有所透露。4月21日，山西省委组织部曾发布公示，宣布李颖耀拟任省管企业正职。一个月后，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任免职务通知，决定提名李颖耀为山西银行董事、副董事长、行长人选。
公开资料显示，李颖耀出生于1972年10月，在调任山西银行之前，长期供职于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现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并参与了2023年山西农商联合银行筹建和开业工作，于2023年10月以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副行长的身份亮相。
“李颖耀之前是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副行长，且在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有丰富的任职经验，调任山西银行有助于推动管理升级和资源整合、优化业务结构。”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说道。
据了解，山西银行于2021年4月挂牌开业，是以原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为基础，设立的省级法人城商行。
李颖耀为山西银行第二任行长，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李颖耀调任山西银行的同期，山西银行首任行长任凯也已前往山西农商联合银行担任董事长一职。
任凯在任期间，山西银行资产规模由2021年的不足3000亿元，扩充至2024年6月末的3580.57亿元；负债规模也稳步提升，截至2024年6月末，实现负债总额3339.88亿元。但增速相对较慢，资产、负债规模分别较年初增长0.48%、0.17%。
对于资产负债规模增长缓慢的原因，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表示，山西银行资产、负债增速缓慢，一方面是受区域环境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合并时间不长，仍需处置相关风险，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规模扩张速度。
成本收入比缘何居高不下
自2021年成立以来，山西银行便踏上风险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之路。成立当年因前瞻性消化风险，主动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年报推迟两个月发布的山西银行交出亏损46.73亿元的首年“成绩单”。直至次年，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为3.93亿元。2023年净利润进一步提升，至8.32亿元。2024年上半年，山西银行完成中期预算任务，实现净利润4.75亿元。
业绩虽稳步回升，但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山西银行仍面临着成本收入比过高的问题。成本收入比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指营业费用加折旧与营业收入之比，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规定通常不应高于45%。而根据山西银行年报，2021—2023年该行的成本收入比分别为61.1%、81.53%、80.87%。
对于成本收入比过高的原因，山西银行曾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解释称，成本收入比过高是由于该行成立时集中大规模转让、回收、核销不良资产，同时承接了原5家城商行的人员、网点、房产等，资产、收入、成本结构需要逐步调整、优化。该指标有待随信贷资产营销投放、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等降低。
对此，王红英指出，在有限资源竞争过程中，银行营销费用会随之增加，同时，山西银行本身合并时间不长，自身营收也相对有限，导致成本收入比偏高。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重组银行前期确实会面临成本收入比“超标”问题，以2020年11月成立的四川银行为例，该行2020年成本收入比为55.09%，2023年已降至45.74%。
在“村改支”成为村镇银行改革化解主要手段的当下，山西银行也在加力收购村镇银行。今年9月山西银行获批收购阳曲县汇民村镇银行、万荣县汇民村镇银行、山阴县太行村镇银行、晋中市榆次融信村镇银行4家省内村镇银行，并改组为分支机构。其中，阳曲县汇民村镇银行还曾进行过风险处置。
谈及收购4家村镇银行对于山西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王红英认为，尽管短期内收购4家村镇银行将增加山西银行成本，但长期来看，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带来收入增长，从而对冲初期的额外支出。随着后续整合效果显现，山西银行的整体营收规模和利润将在中长期内实现稳定增长。
随着新任行长就任，山西银行该如何改善自身较高的成本收入比，提升盈利能力？王红英表示，在新任行长的带领下，山西银行应优化银行的金融科技水平，发展数字化银行业务，以此降低成本并提高服务效率。同时，应提升综合金融能力，特别是对公客户经理的专业技能，减少对人际关系的依赖，通过专业服务增强客户黏性。此外，还应加强风险控制水平，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高银行整体竞争力。
北京商报记者就新任行长就任的影响及后续发展规划采访山西银行，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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