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虽然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表现出相对疲弱的生态，美元的价值多少会因此受到损害，其全球货币阵营中的主导地位也可能遭遇质疑，但绝对不会沦落到可以被颠覆或者被完全替代的地步。
如同宏观经济学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视为最为核心的两大经济调控工具一样，“特朗普经济学2.0”也会遵从理论导引并特别倚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特朗普经济学1.0”，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2.0时代所推进的力度势必更大，可视效果也会更加清晰，这不仅是因为共和党人控制了参众两院的政治结构可以为政策无障碍性落地实施保驾护航，更有来自特朗普本人第一任期的经验积累与失误反思所堆砌起来的更高级认知之力。
财政政策的扩张偏向激进
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税收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首任期以及接下来的第二任期内都被摆到了首要位置。由于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到2025年年底到期，特朗普不仅会延长法案的实施期限以及会将法案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永久化，还要加大法案中的减税幅度，其中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1%进一步降到20%或15%，同时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加班费、小费和养老金等收入给予免税支持。
上一任期中，特朗普曾提出过1.5万亿~2.0万亿美元规模的大基建计划，主要用于修复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机场、海港和水系统，但由于民主党的反对，这个计划最终不了了之。可特朗普痴心未改，在他的直接推动下，“重建我们的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让它们再次安全、清洁和美丽”写入了共和党的党纲，而且特朗普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要“拆除丑陋的建筑”“让城市和城镇更加宜居”等。不难想象，以城市面貌更新为中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是特朗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覆盖领域。
的确，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经营与私人消费两方面的成本，从而刺激出新的商业投资与消费潜能，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也可增加就业，进而实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赋能，但相对于这些动态目标或理论假设而言，无论是减税还是基建投资对财政资金的即期消耗却是摸得着和看得见的，在政策目标可能会打折扣的前提下，衍生出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将不可避免，未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窟窿会越捅越大。
按照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的估计，若对加班费、小费免征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未来10年内会损失2270亿美元收入，如果将临时性的个人所得税削减政策永久化，从2027年开始，每年美国政府税收将再损失约400亿美元，加上企业所得税的减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给出的预测数据是，《减税与就业法案》将在十年内导致7.8万亿美元的损失，在此基础上，美国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指出，减税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将使美国在2026~2035财年增加约7.7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国债发行。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曾在2020财年将联邦政府年度财政赤字推到了3.13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峰，最终任内也是靠超发近8.5万亿美元的国债才得以勉强度日，因此，接下来特朗普可能旧策重施。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判断，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国债将“爆炸式增长”，国债在未来10年的占比将从现在的100%升至135%以上。
也许是考虑到减税必然带来财政赤字恶化的结果，特朗普在多个场合提出改革联邦所得税的同时，明确表达出希望用关税来取代联邦所得税作为政府最主要税收来源，进而弥补财政赤字的设想，相应地，就有了特朗普政府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以及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课税60%的政策意图。然而，彼得森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即便所有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最多只能增加78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而要弥补因废除联邦所得税的收入损失，特朗普至少要将进口关税率提高至70%，只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会引致贸易国的强烈还击，更会带来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安联保险公司的测算，新的进口商品关税落地后，美国平均关税率将从目前的2.3%跃升至17%，为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到高关税的影响，美国普通家庭每年增加约4000美元的消费成本，同时高盛预测，若美国对全球征收10%关税，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进口商品未来价格将上涨11%，对应CPI上涨1.9个百分点，如果再加上减税引起的需求侧通胀，到时美国国内总体通胀情势的恶化程度很有可能超出预期。
货币政策的宽松可能升级加码
鉴于国内通胀出现了逐月下降的趋势，美联储今年开启了降息的步伐，联邦基准利率从5.25%~5.50%的最高位置回落至目前的4.5%~4.75%，只是当下的利率水平显然不能满足特朗普的胃口，而且特朗普认为利率政策的调整显然也不应止步于此，他需要更为宽松与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因此，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必然会对美联储极限施压，货币政策的宽松前景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除了实现任期内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目标的强烈诉求外，特朗普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渴求也缘于财政政策的客观性约束，即在发生赤字增升风险以及财政政策扩张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的情况下，特朗普非常希望以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策应，也希望一个更“鸽”的美联储与自己高度配合，也正是如此，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表示，总统应该对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有发言权，并应当有权参与利率决策。
然而，税收减免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引起的需求侧通胀，以及提高关税导致的供给侧通胀，不能不让美联储对未来物价可能出现的上行走势增加一分警惕。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美国的通胀率在2026年上升到6%~9.3%，而没有这些政策的基线估计为1.9%。同时，特朗普胜选后首次美国密歇根大学5年期通胀预期的终值调查读数升至3.2%，超出近10年来2.9%~3.1%的窄幅波动区间，且距离最高读数仅差0.1个百分点。面对此情此景，美联储对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不能不趋于谨慎。
美联储的政策方向与特朗普的非同步性，会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与特朗普的公开博弈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鲍威尔的主席职务为特朗普在上次任期时所钦点，但其所作所为却令特朗普非常不爽，除了多次在推特上将鲍威尔抨击为比中国更严重的“美国之敌”外，第一任期内特朗普还曾考虑解雇鲍威尔，今年胜选后，特朗普又指责鲍威尔“经常犯错”，并表明上任后将不再提名鲍威尔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而对待特朗普的贬损与攻击，鲍威尔以牙还牙，不仅表示特朗普上任后自己不会辞职，而且强调特朗普的态度不会影响美联储的政策。
根据《联邦储备法》的规定，美联储具有政治独立性，其决策仅对国会而不是总统负责，而且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包括人事调整，都不能由行政部门强行通过，必须要获得绝大多数立法者的支持。当然，就像总统可以提名美联储主席人选一样，总统也可以解雇现任的美联储主席，但前提是美联储主席真的有错误，包括严重不当行为或滥用权力，但现在看来，鲍威尔无论是个人生活作风还是公共决策行为，特朗普很难找到瑕疵，不敢迫使他提前下台。
不过，动态上看，特朗普也会赢得改造美联储的时间窗口。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理事职位也将于2028年1月到期，同时，美联储七位理事中还有库格勒的任期将于2026年1月到期，到时特朗普完全可以挑选到与自己合拍的新一任美联储主席，同时增补一名称心如意的理事。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监督副主席迈克尔·巴尔也将于2026年7月结束任期，特朗普因此可以提名新的监督副主席人选，这就意味着，包括美联储主席在内的七位理事中，特朗普至少可以遥控三位成员。
因此，在新的任期前半段，特朗普很难对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同时鲍威尔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也肯定不小，而进入后半段，美联储的决策态度会逐渐朝着特朗普要求的方向倾斜，并显露出越来越明显的“鸽派”风格，货币政策的宽松“油门”也会应时踩大，美联储的独立性将遭遇一定程度的削弱。只是需要明确的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美联储会在通胀水平过于严重时采取限制措施，如果这样的认知被扭曲和破坏，意味着更高的通胀将会来临。
美元主导地位是否会动摇
就个人来讲，特朗普可谓是“弱美元”的坚定拥趸，且上任后即将推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施压美联储实行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也必然在客观上对美元构成下拉之势；另外，在美元轨迹并不合意的前提下，作为总统，特朗普可以运用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进行直接干预，极端情况下还能就汇率与贸易国展开谈判，采取类似签署《史密森协定》以及《广场协议》的方式让美元贬值。这样，动态判断，特朗普新的任期内美元将呈现出逐渐走弱趋势，相应地，有不少人担心美元的储备地位会因此被削弱。
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启动顺序看，参考上一任时期的做法，特朗普无疑会优先启动财政政策，然后在条件成熟时铺展开宽松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的分级项目中，关税政策将首先启动，因为调整关税不需要通过国会许可，总统完全可以根据“301”条款等法律规定随时实施；另外，虽然减税政策要得到立法机关批准，但鉴于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与众议院，讨论与批准的程序步伐与时间节奏也就快得多，而且投票表决也只需简单多数，因此预计2025年就可完成减税的全部立法过程。由于财政政策对美元的影响较为间接且力量较弱，在宽松货币政策无奈推迟实施的背景约束下，其间美元出现快速跳水的概率也就并不高。
从美联储的功能角色看，虽然目前的国内通胀率正在朝着2%的政策目标靠近，但依然还在目标上限的较远位置徘徊，通胀风险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加之动态上特朗普推出的增量政策在客观上必然对物价构成向上牵引，美联储极有可能选择让货币利率维持在一定的高位状态。对于美联储而言，侧重的是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而不是等到物价走坏再做决定，否则不仅信誉会遭受质疑，还会令经济增长支付更大的机会成本。因此，至少在鲍威尔主政时期，美联储相对保守的作为可以让美元不至于陷入极度疲弱的状态，从而多少能够延缓美元总体走软的节奏。
从纯经济因素的角度看，美元若大幅贬值，会提高国内民众的消费成本与企业进口成本，进而损害实体经济，结果会引致民众与市场的不满情绪，考虑到这一点，特朗普虽然非常喜欢“弱美元”，但也不会任其无节制地疲软下去；同样，不仅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不喜欢“弱美元”，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对“弱美元”的厌恶度较高，因为“弱美元”除了让他们失去出口竞争优势外，还会使相关国家不得不承受美元走低而产生的财务损失风险。正是如此，如果美元出现过度走弱的态势，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采取汇率干预，非美货币集体走贬的情况下，美元也难违大势继续下探。
最后从主权货币的竞争力看，无论是减税为基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寻求以低利率为基础的宽松货币政策，结果都多少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正面激励，而且美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在特朗普新政作用下很可能强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另外，目前美国是全球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外汇储备中多达8000多吨的黄金配置无人能比，加之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元相对于非美货币所依赖的客观基础更为厚实。再者，虽然欧元、日元也被视为国际储备货币，但它们的流动性、透明度远不及美元，实际支付等应用场景更不能与美元相提并论，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元不仅将在较长时间保持稀缺性优势，更不会在短期看到一个具备更强竞争力的替代货币出现。此外，反观人类货币历史，英镑从极盛到衰落经历了长达115年时间，而美元取代英镑的霸主地位也花费了近80的时间，虽然全球范围内如今出现了“去美元”的各路人马，但远没有构成可以让美元彻底离场的强大合力。
基于以上分析，美元虽然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表现出相对疲弱的生态，美元的价值多少会因此受到损害，其全球货币阵营中的主导地位也可能遭遇质疑，但绝对不会沦落到可以被颠覆或者被完全替代的地步，更不会因特朗普偏爱“弱美元”或者阶段性政策的打压而走向一蹶不振的境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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