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财经了解到，在过去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一直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参与者，在金融体系下投入数万亿美元的安全网、提供近10年的超廉价资金、在COVID-19疫情期间跳过红线，并更多地研究股票和气候变化等领域。而现在，美联储的工作再次变得平淡。
这种扩张性的角色现在已经缩小为一种简短的政策声明、一场有关利率的实质性辩论、债券储备的减少，以及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被人们记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既是带领美国度过了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人，也是让美联储工作再次变得无聊的人。
圣路易斯联储前行长布拉德(James Bullard)所在的决策团队见证了美联储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作用扩大，见证了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的作用再次迅速扩大，如今又见证了美联储逐渐回归正常。
布拉德说，近年来，“我们不得不回到那种强力对抗通胀的方式，这让人想起过去，那时你不用担心利率零下限，也不用担心资产负债表政策。”“在这方面，这是一种普通常态。时代变了。”
现任普渡大学米奇丹尼尔斯商学院(Mitch Daniels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的布拉德将于周一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致开幕词，主题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实现其促进物价稳定和最大就业使命的策略。
尽管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5日的大选中获胜给美联储带来了所有潜在的争议——例如，有迹象表明，这位美国当选总统可能会试图解雇或削弱鲍威尔，从而重新点燃他与鲍威尔在第一任期内的不和——但框架讨论强调了另一种可能性：随着通胀得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处于较长期的历史区间，美联储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退居幕后，其对通胀的稳定关注现在是下届政府维持的重要事情。
超低利率已不再需要
特朗普最初挑选的经济团队成员都比较传统。由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在华盛顿组织的这次会议包括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的主题演讲。沃勒是特朗普在白宫第一个任期内任命的，他和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Michelle Bowman)一样，将在鲍威尔2026年5月任期届满后，为新的领导层提供一个内部选项。
与鲍威尔相一致，沃勒一直是对抗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并引导美联储系统远离气候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受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并引发了与国会一些共和党人的紧张关系。
在改革美联储目前的政策框架方面，沃勒可能也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2020年采用的政策框架将美联储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许多人现在认为，这个领域与当前的经济环境不合拍。
当年疫情的爆发导致了广泛的失业，并使劳动力市场的康复成为美联储官员的首要任务，他们决心不让2007-2009年危机后缓慢的就业复苏重演，许多人认为那次危机导致了失去的十年，给一代工人造成了创伤。长期疲软的通胀和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停滞的担忧。
2020年框架试图通过对“广泛和包容性”就业的新承诺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人们预期利率将保持在低位，并“比过去更频繁地”接近零水平。
“零下限”是美联储官员们面临的一个难题：一旦利率降至零，进一步支持经济的选择就只剩下糟糕且政治上困难的选项了。可以将利率降至负值，这实际上是对人们的储蓄征税，也可以采取其他非常规措施，如大规模购买债券以抑制长期利率，并承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
2020年美联储的解决方案是承诺高通胀时期来抵消价格增长疲软时期，其政策制定者希望这将使通胀保持在美联储2%的平均目标。由于各种原因，随之而来的是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促使美联储在2022年和2023年大幅加息。不管这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意味着什么，它也可能使整个经济摆脱了停滞，并使财政和其他政策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TradeStation全球市场策略主管大卫·拉塞尔(David Russell)说，“经济和股市再也不需要超低利率了”“未来，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重要。”
先发制人是“必要的”
目前，美联储官员认为，与疫情前相比，通胀压力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且利率将远高于零，这样他们可以通过上调和下调利率来实现目标，就像在17年前“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引发非常规手段之前央行官员所做的那样。
如果出现足够大的冲击，这些工具仍在手边，它们可能会重新回归。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即同时通过关境税提高进口价格、通过降低税收刺激支出，并通过限制移民来限制可用工人的数量，可能会动摇美联储认为目前既健康又平衡的经济水平。
但越来越多人认为，美联储目前的框架过于适应2007-2009年危机后10年以及疫情时期的环境和风险，需要在通胀问题上回归更为谨慎的立场。
美联储工作人员的研究表明，这种立场无论如何都能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好的结果，回归到在通胀根深蒂固之前便加以抑制的老派理念已重获青睐。
经济学家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在9月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会议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行动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他们写道，美联储“不应该刻意寻求一个炙手可热的劳动力市场”，因为生硬的货币政策工具“不能……减少贫困或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鲍威尔似乎已经预料到了未来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也不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些变化表明，美国已经不需要美联储的特别支持了。在担任央行行长的头几年，鲍威尔对美联储的特别支持并不完全满意。
在疫情期间将美联储的权力推至极限之后，他可能会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个更加专注和聚焦的机构。
鲍威尔上月在达拉斯表示，“20年的低通胀在我们制定框架一年零四个月后结束”，他指的是回归更为“传统”的央行风格，他称，“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框架，以反映现在更高的利率，以至于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调整……是否不应该再是基本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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