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院士名额给民企，院士评选制度性破壁 | 新京报专栏

将民企纳入国家核心科研力量中，鼓励科学家从科研贡献转向科技贡献，是未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深层逻辑。

近年来大众瞩目的AI、大模型、机器人等科技领域，民营企业都贡献良多，也理当在国家核心科研力量中获得认可 图/IC photo

文| 信海光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已于近日启动。

据报道，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发布的2025年院士增选指南中，除了确定两院此次增选名额各增至最多100名，中国工程院更首次为民营企业科技人才新增专项名额，将8个名额主要用于支持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候选人。

为此，有舆论认为这是一次破冰之举，代表着两院院士增选正在打破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大型国企的“主场”地位，向民企敞开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尤其是，与国外院士头衔多偏荣誉性不同，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院士，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科研资源。在这一现实下，院士名额向民企倾斜，实际上也意味着科研资源的再分配，是对民营科技发展实实在在的支持。

如果此次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候选人的8个名额被用足，两院民企院士数量将翻倍且有余。更有意义的是，此次专项名额或将成为今后的传统，属于院士评选上的又一项制度性破壁，关系到我国整体科技创新的长远发展。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图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评选变革，反映人才评价多元化

简单回顾即知，此前两院也并非没有民企院士，但占比极少。

2019年，阿里云科研负责人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民营企业出来的第一位两院院士。当时，这一新闻也曾被广泛报道，这也是民企院士首次走向公众视野。

此后又经历两轮院士增选，但至今民企院士仍只有5人，除了王坚，还包括中芯国际的吴汉明、以岭药业的吴以岭、康缘药业的肖伟、吴忠仪表的马玉山，都是为国家科技研发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科研人才。

此次民企院士专项名额的设立，也是多年来围绕中国院士制度所展开的一系列变革的一部分。

中国第一批院士产生于1948年和1955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宣布成立学部，当时的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酝酿将学部委员改为院士。

199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正式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首批有9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包括解放军空军第一位院士张福泽。1995年，又首批新增了216名院士。

在学部时代，学部委员一般更偏向基础研究、理论学科。随着院士制度的设立，大量张福泽这样的工程技术型人才、国防科研人员被吸纳进来，完成了从学院科学向工程国家项目的扩展。

同时，外籍院士制度也开始实施，外籍人士、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科学家被吸纳为两院院士。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院士制度的要求，院士退出机制与评选制度改革启动。至2024年7月，两院院士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院士头衔终身制”被打破。

本次民企院士专项名额的设立，实际上与之前引入港澳台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变革一脉相承，都反映了国家科技观外延的逐渐扩大和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各种多元化人才被逐步囊括到国家最高科研评价体系中来。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8个民企院士名额的出现，实际上是基于两院院士增选办法中的一项“特别”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有特别推荐机制，中国工程院则有增选特别通道，都是用来加强对新兴和交叉学科以及国家急需科研领域进行特别支持。

图为中国工程院

增加民企院士，也需改革评选硬指标

此次两院院士增选专设8个民企院士名额，实际上反映了三重大背景。

第一重大背景，是院士评选制度变革这条主线；第二重大背景，是全球科技供应链重构，国际科技竞争加剧，中国必须依靠更广泛的创新力量；第三重大背景则是，近年来我国民企科研力量大爆发，而两院院士民企背景科学家却极少，形成了巨大的现实落差。

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统计，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50％以上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

尤其是在近年来大众瞩目的AI、大模型、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最大的推动力量几乎都来自民企，大量的科技论文也是出自民企。

而在研发投入方面，仅以A股为例，2024年民企研发贡献度（A股民企研发投入占全部A股比例）高达41.45%。

但截至目前，中国工程院院士人选仍以高校、科研机构和国企为主，被戏称为“三位老哥”。在上一届两院院士增选中，甚至没有任何民企候选人入选。

其背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两院院士评选需要选票，有一个多年形成的以科研院所为主的稳定生态。相较之下，评选专家一般跟民企候选人交集较少。这就是隐形门槛和观念惯性的原因。

同时，也有很多硬指标的原因。比如，民企候选人的科研成果往往会受限于商业保密要求，不太容易成为评审所需的论文指标；再如民企一般不具备院士评选推荐资质，甚至如民企科学家在评职称方面也处于弱势等。

在程序上，这些都看似无问题，却是实际上的不公平。在此情况下，如果不通过专门留出名额的形式进行“倾斜”，并对这些硬指标进行调整，新一届院士选举中，说不定民企又会颗粒无收。

这也是此次院士增选，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此举既是因应我国民企科研爆发的现实，也是通过为民企专设院士名额，来肯定我国民企在科技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两院敞开大门，科创体系建设在加速

事实上，要在两院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科研力量的最顶尖阵容，院士评选制度改革仍有较大空间，且时不我待。

在全球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自主科技创新几乎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与全球竞争的最重要元素，而民企正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是主力军。

在我国，体制内科研力量虽强，但在全球化竞争中，当科研与市场前沿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民企科研力量的作用正变得不可替代。

可以说，将民企纳入国家核心科研力量中，是未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深层逻辑。

以此而言，院士评选的变革只是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广泛的科研-产业-国家三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打通科研与企业边界，以实现技术成果到社会生产力的更快速转化。

在这方面，德国施行已久的“弗劳恩霍夫模式”可资借鉴。

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德国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网络，早在1949年即已创建。在政府的支持与认可下，该协会会员网络横跨产学研，使科研人员得以更自由地在学术机构与企业间流动。在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国家荣誉体系中，协会成员也占了相当比例，成为科技创新和应用之间的重要桥梁。

如果放在当下国内的院士评选中，这样的协会，实际上可以充当企业科技人员的第二个“娘家”，为他们提供科研水平上的权威背书。

值得强调的是，对一国而言，科研是个宏大而长线的主题，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举足轻重，都不可偏废。

比如，过去一直有舆论批评科研中存在“只重视实际应用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现象，这是事实，但与当下强调科研创新应用也并不矛盾。

一个国家的科技强国之路，既要有基础研究的塔尖，也要有应用转化的地基，关键是必须建立一个所有科学家各负其责，都能从中发挥特长并且感受到足够尊重的国家科研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院士增选为民企专设名额，两院大门越开越大，对我国加速建设科技创新体系，让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挑大梁，无疑是一个值得更多期待的良好开端。

撰稿 / 信海光（媒体人）

编辑 / 何睿

校对 / 李立军